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粗制滥造，激起民众的各种讥讽，甚至成为舆情事件。实事求是地讲，且不论报社造假与否，至少这些文章是明显地不合情理，自然免不了人们的议论。文章是情与理的文字表达，合乎情理是写文章的内在要求。如果你写的东西与事实不符，与情理相悖，就没有达到文章的要求，不能称为合格的文章。我们且举个例子来说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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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二年三月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奉旨补授浙江巡抚。巡抚是从二品高级官员，封疆大吏，按照当时的规矩，需要向皇帝上一个谢恩的折子，即所谓的专折谢恩。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四月初一写个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：

“弟谢恩之折，尚可由安庆代作代写代递。初膺开府重任，心中如有欲说之话，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，尽可随时陈奏。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，弟须加一番工夫。弟文笔不患不详明，但患不简洁，以后从简当二字上着力。”(《同治二年四月初一与沅弟书》)

曾国藩信中的意思，谢恩折是一个规定动作，我替你包办就是了，起草、缮写、呈递均不劳老弟费心。你如果真有什么想对皇帝说的话，以后慢慢说吧。并且勉励弟弟要高度重视奏议这件事，因为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，职责所在，你可得好好下一番功夫，你平时写文章有点啰嗦，以后要从简当这二字上着手。其实，曾国藩心中有数，他这位老弟虽然因战功卓著而洊升至督抚大员，但对于上奏折这种高级政治活动还是毫无经验可言，因此打算先替弟弟包办这一次，以后慢慢调教。

本来这是一个稳妥的办法，可曾国荃不买他老兄的账，想要自己干。这位曾九爷原本就是很有个性的，时常有点自己的想法，多次跟大哥闹别扭，有的时候曾国藩还真拿他没办法。不过兹事体大，不能完全任由老九胡来，曾国藩为此写了五六封家书，往还劝告，最终也没能阻止。

曾国荃到底想干什么呢？从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看，他想辞谢巡抚之命！并且提出了三条理由（或建议）：一是才不胜任；二是请改武职；三是请改京卿。曾国藩获知该情形，估计七窍生烟。辞谢巡抚之命也就罢了，提出这三条简直是幼稚至极。为了阻止弟弟干蠢事，遂作书一一批驳：

“辞谢之说，余亦熟思之。谓才不胜任，则现在并不履浙江任。谓请改武职，则廪生优贡出身，岂有改武之理？且过谦则近于伪，过让则近于矫。谓改京卿，则以巡抚而兼头品顶戴，必改为侍郎，断无改三品卿之理。三者均难着笔，只得于谢折之中，极自明其惴栗之意。其改武一层，弟以后不宜形住笔墨，恐人疑为矫伪不情也。”

这段话是说得很重的，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够猛醒，因此不用重锤实难奏效。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概括起来讲，就是你打算辞谢及其理由是非常不合情理的，让人觉得你很矫情，很虚伪。

你说你的才能不堪巡抚之任，但现在并没有让你去履职啊！你的工作任务还是攻下金陵，你怎么能说自己才不胜任呢？难道你千里救兄是假的？难道安徽省城安庆不是你打下来的？难道金陵围城的前线指挥官不是你？

改武职之说更是奇葩！我们知道，在明清，文官的地位远在武官之上。各省绿营的最高指挥官提督为武职正一品，巡抚为从二品，加兵部侍郎衔以后也就是正二品而已，但巡抚对于提督却有节制之权，由此就可见一斑。而且武官多出身行伍，虽有武举、武进士，但不为所重，也就是说武职并不重视功名。你曾国荃是廪生优贡，虽不及进士，但也是正途出身，岂有改武之理，不但矫情，而且得罪士林，简直虚伪透顶。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强调了两遍，改武之说断不可提。甚至一周之后，于四月八日再次写信给曾国荃，认为改武之说太过于矫情。

那么改京卿呢？所谓京卿，一般是指如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光禄寺、六部侍郎等二三四品高级京官。曾国荃是头品顶戴的巡抚，你主动要求改为京卿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让皇上咋个安排你，难道说因为你有功，把你的头品顶戴降为为三品京卿么？你这是摆明了要当六部侍郎啊，名目张但地向组织伸手！高级官员的任命出自天恩，有你自己挑得么？

所以，曾国荃的这些辞谢理由和建议都是非常不合情理的，写在向皇帝的奏折里更是荒谬。

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，曾国藩再次给弟弟写信：

“辞谢一事，本可浑浑言之，不明指武职京职，但求收回成命……，今业已换称新衔，一切公文体制为之一变，而又具书辞官，已知其不出于至诚矣，欺方寸乎？欺朝廷乎？”

“换称新衔，公文的体制为之一变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换衔以前，曾国荃行文给曾国藩需用禀，是一种上行文；换衔后用咨，属平行文。你一面辞官，一面很享受督抚大员的体制，这样做很不诚实，你在欺骗谁呢？是欺心还是欺骗朝廷？这话说得实在是很重的。曾国藩希望曾国荃能改变主意。

从这一件事，或者说曾国荃谢恩折这一件公文的处理中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那就是写文章一定要写得合乎情理！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具有同情心和同理心，违背这个同情心和同理心，写出来的文章就不合乎情理，正如近期的一些明显荒诞的新闻报道，简直冲击人们的认识底线和情感底线，引发社会广泛的批评。

古人云：世事洞明皆学问、人情练达即文章！这是很有道理的两句话，我们在写文章时要尽地洞明世事，练达人情，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。曾国藩提出的办法在一个“诚”字，不要欺心，不要欺上，要知畏惧敬慎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实属不易，但要真正合乎情理，舍此却别无它途！这或许就是一个写文章之人的文德所在，兹事体大，能不慎乎！